在今天廣為人知的“老夫子”，是香港漫畫家王家禧所創作的漫畫《老夫子》中的角色，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老夫子》漫畫，風靡華人世界近半個世紀，還曾多次被拍成電視、電影、動畫片、舞臺劇，連香港政府禁毒宣傳、衛生總署宣傳都曾用“老夫子”來做主角。一部華人漫畫風行五十年，可算文化奇跡，但不為人知的是，“老夫子”這一漫畫形象卻涉嫌抄襲公案多年。早在2001年，“老夫子”就被指最早誕生于解放前的天津，作者名叫朋弟(原名馮棣)。這些年來，雖然京津兩地文化界陸續做過一系列“為朋弟不平”的活動，但依然不能扭轉“朋弟種樹、王家禧摘果”的事實。王家禧父子方面卻一直對這一質疑采取躲閃回避的態度。

近日微信公眾號“那一座城”發表文章，圖文并茂的簡述了老夫子公案的始末。

原文如下：

看了這么多年的《老夫子》竟然是抄襲的

1931年夏天，四川成都的一個帥小伙，從上海的藝術學校畢業后，成為了一個“北漂”，他叫馮棣。

在北京天津畫壇闖蕩了幾年后，這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化名“朋弟”。

他創作出一個穿著半截坎肩，一襲短袍，帶瓜皮小帽的漫畫人物，并給這個人物取名為：老夫子。

老夫子是一個極具時代特征的遺老遺少性質的平民形象，新舊事物在其身上產生著強烈的沖突。朋弟正是通過這一人物的復雜性，折射出社會的斑斕與荒誕，并表達了作者對現實社會的批判精神。

朋弟還為“老夫子”創作出一個“朋友”，一個長得圓滾滾，看起來傻乎乎，笨拙但熱心的漫畫形象：老白薯。

這是朋弟1938年初在天津出版的中英文對照漫畫《老白薯》第一集

朋弟的漫畫充滿了市井色彩，一推出就受到大眾的歡迎，就算到了1950年代他徹底棄筆后，在北京、天津的舊書攤上，花上一兩角錢，還可以買上一本舊日的《老夫子》，可見當時這本漫畫發行量巨大，廣受歡迎。

朋弟的《老夫子》在1937-1943年流行，1950年代消寂。

1944年，在重慶舉辦了一場《紀想曲》漫畫展，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朋弟的連環漫畫《老夫子》、《老白薯》、《阿摩林》等，那是朋弟最風光的時候。

那時候的他，不知道自己在不久后會被打成右派，也不知道自己最終會晚景凄涼，孤寂地死去。

朋弟作品

他當然也不知道，自己創作的《老夫子》漫畫，會跟另外一個人緊緊聯系在一起，這個人叫王家禧。

王家禧1928年在天津出生，若按當時《老夫子》、《老白薯》的覆蓋面和受歡迎程度來看，王家禧可以算是看著這這些漫畫長大的。

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畫家朋弟作品《老夫子》

長大之后的王家禧和小有名氣的朋弟，他們的命運，因為“老夫子”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軌跡。

左邊為朋弟版，右邊為王家禧版

1962年，移居香港的王家禧，以長子的名字“王澤”為筆名，開始“創作”《老夫子》漫畫。王家禧的《老夫子》和朋弟的《老夫子》人物造型和性格設計都基本相同，且“老夫子”的朋友“大番薯”，和朋弟的《老白薯》也有雷同。

左為朋弟版，右為王家禧版

三十年代朋弟的《老夫子》(上)與1965年(香港)“王澤”的《老夫子》(下)

1970年代，那是王家禧的《老夫子》最受歡迎的年代。也是朋弟最苦、最慘、最悲哀的年代，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畫帶給他看，那時候的他窮困潦倒，臥病在床?？吹酵跫异穆嫞痪湓挾紱]有說。

1981年朋弟的留影(左)

1983年，“老夫子”電影：《山T老夫子》在香港熱鬧上映。同年，《老夫子》漫畫的原創者朋弟，在病床上孤寂地死去。

《山T老夫子》，是香港漫畫《老夫子》系列的動畫電影作品之一，于1983年8月4日首度上映，其題材參考了1982年電影《ET外星人》的科幻元素。

之后，《老夫子》一直熱度不減。拿不動畫筆，移居美國的王家禧，把有關“老夫子”的生意交到了兒子王澤手中。

王澤與父親王家禧(左)的合影，王澤佩服父親的極強觀察力

“老夫子”的英文翻譯是：Old Master Q。這翻譯不禁讓人聯想到魯迅先生筆下，那個習慣用“精神勝利”法麻痹自己的阿Q。

不知道在那些執筆畫畫的夜晚，王家禧有沒有用那些“不得已”的理由寬慰過自己。又或許，其實他心里，從來沒有對抄襲這件事情在意過。

王家禧早年繪畫《老夫子》的時候

面對記者有關抄襲的追問，王澤派出了專業的公關公司，給出了足夠“專業”的回答：“對于這陳年舊聞，我方不予回應。”

左起：《老夫子》漫畫人物秦先生、大番薯、老夫子

其實各種抄襲事件一直屢屢發生，當年小四郭敬明的《夢里花落知多少》抄襲莊羽的《圈里圈外》，即使在他面前擺放著判決他抄襲的終審判決書。他的態度還是：是啊，我侵權，我賠錢給你，但我就不道歉!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最終判決，郭敬明侵犯了莊羽的著作權，應當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并賠償損失。但受害人莊羽只收到20萬元賠償金，并未收到任何形式的道歉。

我們反感抄襲，反對剽竊，但我們總能聽見粉絲們這樣的聲音：

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嗎?

他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他抄襲了，可他的作品帶給我的感動是真的!

你在這里瞎BB，讓你抄你都抄不了這么好!

你說的那原創者誰啊，是靠我家某某上位吧，無恥!

……

郭敬明腦殘粉反罵被抄作家活該

看到這樣的留言，領教到這樣的態度，真不知道是該憤怒還是該無奈。我們容忍抄襲，對抄襲者沉默，就是對原創的蔑視，是對原創者的侮辱。

當所有事不關己的人，給剽竊者找到帶有溫度的借口，原創者的靈感和激情卻日漸凋敝。在這個時刻，我只能寄希望于，有一部冷冰冰的法律，能讓這些原創者感到慰藉。

歷史太健忘，大眾也是，我能做的，也只是把這些往事提一提。

漫畫家朋弟作品

馮驥才先生1996年曾因機緣巧合，知道了朋弟與王家禧的這段公案，此后他一直搜集證據，不斷發表文章，希望為朋弟討個公道。但是激起的一點小波瀾馬上又不了了之。

即使王家禧抄襲朋弟的事情曾被披露。但是他的手稿仍在各大拍賣會上被人高價拍下收藏。

王澤送拍的《老夫子》漫畫封面彩稿《落雨打傘》和《嬉游》

我們常常安慰自己，時間最終會給我們一個公正的對待，其實，往往不會!

法律能讓無恥的抄襲者賠償，道德未必有力讓他們真誠道歉。

而抄襲的人，哪里還有什么道德和底線。

這段《老夫子》抄襲的公案，不由得讓人想起北島那句著名的詩：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全文完)

其實不光只有京津兩地文化界曾為朋弟發聲，早在92年就有香港出版人揭發過王家禧抄襲，并引起嘩然，這些情況13年早有報道。

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銘(現在香港經營“次文化堂” )主編一本名為《漫畫讀物》的評論雜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來的資料。資料證明，香港著名漫畫《老夫子》抄襲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畫家朋弟的作品。“我們一看，不得了，因為真的很多證據。”彭志銘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說。

彭志銘隨后將資料悉數發表，得到的是小王澤的否認：“他還說我們是不對的、說謊的。”彭志銘說自己還看過王家禧給臺灣《皇冠》雜志做的訪問，追述自己如何創作老夫子的過程，“他每一句都說謊”。

率先在香港揭發抄襲的彭志銘并不認識朋弟，但是他聽聞朋弟的晚年生活凄涼：“70年代是王澤最風光的時候，但那也是朋弟最苦、最慘、最悲哀的時候。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畫帶給他看，那時候他已經病了，又沒有錢，看到王澤的漫畫，一句話都沒有說。我聽了感覺很苦。”

彭志銘說，老夫子自上世紀80年代起在香港逐漸式微，隨后轉戰臺灣，抄襲之事“20年里都沒有人在講”。13年，因為老夫子誕生50周年的種種紀念活動，《蘋果日報》有記者就此事采訪彭志銘。彭志銘當然重提抄襲之事：“那個記者很年輕，不知道這些事情，我立刻給他資料，然后在《蘋果日報》刊登出來。”

之后彭志銘收到反饋，《蘋果日報》的報道讓很多年輕的香港漫畫人震驚：“研究以前漫畫的人知道這件事。但是更新一代的年輕漫畫家都是玩游戲機、看外國漫畫的，比較少關注這個事情?！短O果日報》登出這件事之后，他們很震驚。因為一直有人說《老夫子》是代表香港漫畫的，現在告訴年輕人這是抄襲的、不能代表香港漫畫，這沒有道德，我們不承認。整個漫畫界都感覺很震撼。”

反觀內地的一些論壇社區，王家禧版《老夫子》的支持者們依然在為王家禧抄襲的事情進行辯護。

某網友在百度“老夫子”吧的發帖

當然也不乏網友對此進行反駁。

對此小編也想說：

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是很喜歡看王家禧版本的《老夫子》的，一直到現在家里還保存有當年的漫畫書。在今天回想起來，也恍惚記得小時候曾聽聞過“王家禧抄襲”與“老夫子”身份的公案，但是無奈聲音太小，在當年并沒有翻起什么波浪，也沒給年幼的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或者在那時，年幼的我還只是錯誤的覺得：老夫子就是老夫子，到底是誰畫的有什么關系?

當然有關系。且不說在今天，《老夫子》仍舊余溫未消，即便是有朝一日，當這個膾炙人口的漫畫形象漸漸變得無人問津，我相信每當人們提及“老夫子”，對一個時代、對華人漫畫它仍將意義非凡。而當人們慣性的將“老夫子”與王家禧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朋弟(馮棣)的名字卻在人們的記憶中漸漸淡去，直至最后這個令無數人喜愛的老頑童的真正創造者的名字像從來不曾存在過一般，被徹底抹消。這決然是極為不公的。

對于“老夫子”身份的公案，相信所有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的判斷。

一個美好的事物，它可以被傳承可以被發揚，所有添磚加瓦的貢獻者都理所應當獲得相應的尊重，但是不應該有任何人的辛勞被掩蓋被抹消。尤其是對于那個曾經創造了它的人，更不應該被埋沒被徹底遺忘。

朋弟他不像王家禧一樣幸運，可以在自己的“老夫子”的陪伴下安度晚年。在世時，朋弟從未為自己發聲，而今朋弟已故，逝者安息，也只怕這樁公案從此再無定論。

但是至少，讓我們不要忘了朋弟(馮棣)這個名字，這個老夫子最初的創作者的名字。

最后于尾頁附上馮驥才先生于1999年關于“老夫子”公案所寫的文章：

作者：馮驥才

1996年我從埃及回國途徑新加坡的時候，在書攤上到處可以看到一種名為《老夫子》的漫畫圖冊，經友人介紹才知道“老夫子”已經享譽四海。但是，這個“老夫子”已經不是三四十年代紅極一時的天津漫畫家朋弟的手筆，作者名叫王澤!我曾看過天津老漫畫家黃廉的文章，指責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發表了大量關于“老夫子”的漫畫故事的王澤，有剽竊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畫讀物》上用文字來表達心中的憤憤不平。王澤生后在天津，原名王家植，50年代在文化宮做美術干部，60年代到香港，開始在報端發表題為“老夫子”的漫畫故事。后來我翻看了王澤的《老夫子》，可以斷定，在人物造型與性格設計上， 王澤確實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獨創的漫畫人物。何況連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

三四十年代，由于現代都市的發展，大眾文藝進入讀圖時代，對于都市緊張生活具有調節功能的幽默漫畫應運而生。在當時家喻戶曉的便是葉淺予的《王先生和小陳》、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和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阿摩林》等。朋弟原名馮棣，1931年畢業于上海藝術?？茖W校，藝術創作主要活躍在京津一帶，作品更多發表在《新天津畫報》、《庸報》、《益世報》、《銀線畫報》、《三六九畫報》、《一四七畫報》等報刊上。他筆下的老夫子創造了一個極具時代特征的遺老少性質的平民形象，新舊事物與觀念在其身上強烈地沖突著。而且這個人物既天真又迂腐，既憨厚又狡獪，既有正義感又喜愛弄些小聰明，通過這一復雜人物多棱鏡般地折射了社會的斑讕與荒誕，對于現實生活不無批判精神;特別是由于這種小人物常常處于尷尬與無奈，而分外惹來讀者的親切，及至同情;因此老夫子在那個時代是人們喜聞樂見的漫畫人物，而且由于朋弟身處社會底層，漫畫具有很強的市井色彩，自然就與都市的大眾生活溶混在一起。及至50年代在北京琉璃廠和天津天祥商場的舊書鋪花上一兩角錢仍然可以買到一本舊日的《老夫子》，可見當時發行量之巨，流行影響之廣。如今京津一帶50歲以上的人腦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個笑話百出的形象。但是在50年代之后，由于意識形態的改變，不入時的老夫子形象便漸漸從社會生活淡出，作者朋弟本人也黯然下去，1957年初社會思想松動的那一陣子，朋弟興致忽高。畫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報》上。漫畫家李濱聲還寫了一篇短文《介紹老白薯》，為他鼓掌鼓勵。說“我祝賀年已知命的漫畫家重新提筆作畫，并希望今后‘老白薯’經常出現在漫畫的花壇上”。但緊跟著的“反右”，把他倆一人一棍打翻在地。從此，朋弟再不敢輕舉妄動，真的消隱得無影無蹤了。這昔時的文化便成為一種被妄卻的歷史。然而這時，香港卻冒出了一個老夫子，還有老白薯。在這里，雖然將老夫子后腦殼的發辮去掉，大腿加長了一些，還把老白薯的上衣換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個字(把“老白薯”改稱“老蕃薯”)，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卻與朋弟筆下的人物全然一樣，這就是王澤之所為了。這種笨拙的剽竊術，是一種“掩耳盜鈴”的愚蠢行為。但由于當時香港和內地隔絕，信息不通，便使得他瞞天過海，并家喻戶曉起來。

前年，我在大樹畫館接待了一位來自海外的畫家，他自稱王澤。這位王澤先生說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對津門感情尤深。談話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澤。我當即問他“您認不認識朋弟?”他說：“認識認識，很熟。”就此一句，隨即便回避了這個問題。當時，我想到了黃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澤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諱言于朋弟二字，這了避免客人難堪，我也跳開了關于老夫子的話題。

其實依我看，王澤先生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談到朋弟。搬用和套用自古有之;話說明白，萬事皆無。王澤生于1926年，朋弟生于1907年，當年朋弟大紅在紫之時，王澤正是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中的美術青年，由欽佩到模仿，直到搬用，并非不可思議。此外，王澤先生的老夫子雖然源自朋弟的老夫子，其中也有某些他自己的再創造。因為王澤的老夫子已是當代老夫子，與朋弟的老夫子相隔半個世紀。時代不同，生活不同，藝術的取材也不同。因此畫中的社會批判性少了，生活幽默成分多了;原先那個使生活現實頻頻出丑的人物，如今已變成純粹“解人頤”的笑料;內容上還增添很多現代生活的情趣與細節。在藝術上，朋弟的老夫子皆為早期漫畫的四聯形式，四聯漫畫的結構如同古代的絕句詩，結構方式都是起、承、轉、合;而王澤的老夫子多用六聯方式，增加了情節過程，可能受到了，迪斯尼卡通畫和歐美現代漫畫的影響，而且，作品中也有他自己一些漫畫發現。但是，老夫子的人物原型—無論是形象造天時還是性格設計(包括性格因素和心理特征)，畢竟全是朋弟的創意。別忘了，連“老夫子”的“大名”也是人家朋弟的呢!而且，將王澤的“老夫子”和朋弟的“老夫子”比較一下，無論是人物的動作，神態，表情，還是形象細節，都毫無兩樣，一目了然。但在其生動性與審美價值方面，王澤比起朋弟還差著一個不小的距離。若比一比線條的功力，王澤在山下，人家朋弟卻高高地站在山上。這也是原創者與模仿者的最真實的區別了。故而應該說，倘若沒有朋弟，決不會有王澤的老夫子。但確認了朋弟的原創，并不因此就掩蓋王澤也有一定的才能，相反，把老夫子的生命延續到當代，倒有王澤的“功績”。讓我們感慨萬端的倒是，晚年的朋弟甚是凄涼，他死于1983年。據黃冠廉說朋弟去世之前，曾偶然見過王澤模仿的《老夫子》，但他表情淡然，默不作聲，心中的苦澀卻可想而知;他一生畫了1200幅漫畫，到頭來，手中的藝術被多年的“革命風暴”掃蕩得空空如也，畢生創造的人物又被人全盤端去。想一想他最終的人生境況，真如一片冰天雪地!而如今出版的《中國漫畫史》居然沒有朋弟的名字;幾種懷舊式的《老漫畫》，也全然不見“老白薯”和“老夫子”的影子。漫畫界何故又對朋弟如此苛刻?可是，王澤的“老夫子”卻紅遍四海，被人戴上“漫畫大師”的桂冠，并真的達到了“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老夫子漫畫”，進而王澤在臺北還成立了會員制的“老夫子俱樂部”，拍攝電視電影，利用商業手段來運作，甚至已經企業化了。那么，曾經生活和工作在北京或天津的王澤是不是也應該找一個什么機會紀念對他有過大恩大德的老鄉朋弟呢?也好對歷史、對鄉親、對漫畫史有一個叫人心服口服的交待。其實即使不交待，歷史也不會弄錯;糊涂的往往是現實，清楚的必定是歷史。而對于如今的京津文化界來說，我們倒是應該記住朋弟這位曾經給過一代人開懷歡笑、才華非凡的藝術，尤其是美術界更應做朋弟藝術之研究，使其在中國漫畫史上占有理所當然的一席之地—即讓歷史記住他!

歷史是健忘的。如果它還沒有記起，我們有責任提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