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創作是時代的產物，時代賦予文藝以生命，文藝應時代而繁榮。70年來，不管是文學還是影視領域，文藝創作不斷繁榮，在數量增長、形態豐富、質量提升等多方面成績顯著，現實題材創作加強，精品力作競相盛放。

作家賈平凹 使命感一直在

許久沒有露面的作家賈平凹，近日出現在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為“茅獎”得主、陜西作家陳彥頒獎。陳忠實、賈平凹、陳彥……陜西的土地，滋養了相繼傳承、延綿不絕的作家群。賈平凹是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得主，寫作40余年來，他不斷從家鄉汲取著創作的養分，“我的創作一直是站在家鄉看中國，后來離開家鄉到西安，站在西安的角度又把家鄉看得更清楚，回過頭再去看中國和世界，就有了自己獨特的視角和思考。”

賈平凹的文學創作，幾乎每10年就有一次明顯的變化。1985年前后，他一方面大量地接觸西方現代文學，另一方面返回故鄉采風，在傳統文化里“尋根”，從而結束自己寫作上的“流寇主義”，建立自己的文學“根據地”。那一時期，他寫出了《商州三錄》《浮躁》以及一系列關于商州的中短篇小說。1995年左右，賈平凹對于社會、人生、人性都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創作了《白夜》《高老莊》等長篇小說。2005年后，賈平凹更多地思考國家、民族百年來的歷史、現實和未來，寫出了《秦腔》《古爐》《老生》《山本》等長篇小說，構建起一個立足陜西、輻射中國的文學世界。

在作家圈，賈平凹的認真出了名。多年來，他一直堅持用筆寫作，每一部作品、每一篇稿件都先在筆記本上打草稿，再在稿紙上一遍一遍抄寫、修改。67萬字的《古爐》，整整修改抄寫了3遍，《帶燈》改了5遍，寫壞了將近300支筆。面對中國社會的日新月異，他帶著使命感和緊迫感，絲毫不敢怠惰：“幾十年都是這樣寫過來，現在年齡大了，精力慢慢不行了，也不能熬夜，寫作速度越來越慢，但我覺得還有東西要寫。我在城市生活了40多年，最近準備寫一部關于城市的小說，還在寫作中，明年再獻給廣大讀者。”

廣大文藝工作者要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努力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民族的優秀作品。對于作家與時代的關系，賈平凹有著清晰的思考：“任何人都無法和身處的時代剝離，作家更是如此。即便文學作品中有前瞻和超越的東西，那也是在時代的堅實基礎上生發的。作家應以最大的熱情去關注、認識、思考和研究這個時代，以最大的真誠來反映時代。如果作家作品中人物的命運與這個時代、國家、民族的命運在某一點上暗合或交叉重疊，那寫出來的就是時代、國家、民族的故事。這很難，但作家應該為之去追求。”

在他看來，偉大的時代里偉大的作品必不可缺：“作家首先得有大的視野，這視野是人類性的;然后要對身處的時代有深刻的感受和把握，對世間萬物有完全的洞悉和思考;再就是潛下心來創作，現在干擾創作、誘惑作者的東西太多，作家在寫作時只有眼前無一物，筆底才可能有波瀾。”

導演韓延

生力軍在成長

2015年，導演韓延的作品《滾蛋吧!腫瘤君》代表中國角逐第八十八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那一年，他32歲?！稘L蛋吧!腫瘤君》在國內票房突破5.1億元，遠遠超過韓延自己預期的1億元。他明顯地感到，中國電影市場已經跟過去印象里的完全不一樣了。

韓延十二三歲的時候就立志要做一個電影導演。中學時期，他讓父親訂閱了《電影文學》《電影藝術》《當代電影》等期刊。雜志專訪中，導演們不無例外地談到種種困難，比如沒有人愿意投資，常常拍到一半資金就中斷了，拍攝條件艱苦……“那時候拍個電影太難了。”韓延說。

但他沒有放下當導演的執念。2002年，韓延如愿考上了中央戲劇學院影視編導專業，而同期考進來的同學中，不少人的志向并不在電影，而是想畢業后回到地方電視臺當編導?；蛟S由此可以對中國電影當時的處境管窺一斑——2002年是中國電影產業化改革前一年，也是中國電影最艱難的時刻。那一年，全國電影總票房不到10億元。

真正讓韓延覺得這樣的狀態得到改觀，是在他大學即將畢業那兩年。韓延回憶，當時有記者問他：“你平時都看國產電影嗎?”韓延回答：“國產電影一年也沒多少部，只要有新片上映，我都會第一時間去電影院看。”僅僅幾個月后，他發現自己有點大言不慚：“國產片多到已經看不過來了。”那段時間，國產電影突然出現井噴，仿佛就在一瞬間，許多新的年輕導演涌現出來。

這些新導演中，讓韓延印象最深刻的是寧浩。“上學的時候我在拍短片，當時身邊的師哥說有位叫寧浩的導演短片拍得不錯。但一轉眼，我還沒畢業，寧浩導演的《瘋狂的石頭》就賣了2000多萬元票房，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我當時覺得中國電影的狀態變了，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

中國電影市場從2012年開始超越日本，始終保持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的地位。2014年，韓延獲得了拍攝《滾蛋吧!腫瘤君》的機會。那年，全國電影總票房逼近300億元。市場更大了，機會更多了。

但他也觀察到，另一個問題潛伏在這個巨大市場里。“宣傳對電影票房的影響太大了，觀眾更關注宣傳造勢，而不是影片品質本身。”此后，口碑對電影票房的影響越來越明顯，觀眾在購票之前習慣性通過各種打分平臺看到每一部電影的口碑。慢慢地，電影宣傳的功能已經從造勢變成了告知，這讓創作者主動地回到創作本身，回到內容本身。“這樣的市場環境是在為創作者解開枷鎖，也會給創作者更多信心。”韓延說。

同樣在2014年，國家電影主管部門開始每年舉辦“中國電影新力量”論壇，韓延也參與其中。與此同時，不少行業協會和電影公司陸續推出培養計劃，如中國電影導演協會主辦的“青蔥計劃”、賈樟柯導演主導的“添翼計劃”、寧浩導演主導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等。受益于扶持項目，更多像韓延一樣的青年電影人成長起來，成為中國電影的生力軍。

“中國電影往前走是一個非常良性的生態。”韓延認為，青年導演的成長讓中國電影在創作的多元化上呈現出逐漸打開的趨勢，“電影的視聽語言更加現代，導演不再只關注自己的表達需求，而是更多地考慮觀眾的觀影需求和審美需求。”

隨著中國電影市場和創作人員心態的日益開放，韓延開始更多地思考中國傳統美學對當下電影創作的重要意義。“技術可以學，但中國文化里的古典氣質是其他國家的人學不會的。如何挖掘并表達出中國古典文學藝術中能和電影相結合的部分，我們應該去探究和追尋。”韓延說，“未來，中國美學的風格可能會成為國產電影最重要的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