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南風窗

作者：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

(資料圖片)

魯迅筆下的孔乙己有句名言，“竊書不算偷”。用“竊”代替“偷”，當然無助于掩蓋“偷竊”的法律事實，但對孔乙己而言，卻有道德內涵——他希望以此保留讀書人的臉面。

南陽迷笛音樂節的農民，偷了樂迷的財物，但當地農民有個解釋，說以為是別人不要了的，是“拿”不是“偷”。這一說辭，當然也無助于改變偷竊的法律事實，但對于當事人而言，卻有倫理價值——他們希望保住正常人的臉面。

南陽迷笛音樂節的偷盜場地主要為音樂節現場及樂迷的露營區 / 圖源：@迷笛

某種程度上，今日中國的很多普通人，和一百年前的孔乙己的行為邏輯，并無本質差別。他們需要遵循正式規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他們在特定的情境中，也會有自己的一套非正式的行動倫理，“臉面”比什么都重要。

遵守法律和“要臉”并不矛盾。

當法律不及之時，少數人會做出一些違法也不要臉的事，只要非正式規范不以規制，甚至默認，就會縱容越軌行為。

在很多情況下，雖然法律不及，但地方上的非正式規范足夠強大，公道在人心，少數人的越軌行動會受到極大約束，他們也會成為地方社會的邊緣人。

在正常社會中，總是三撥人：積極的，消極的和中間的。“路見不平一聲吼”，說的是積極分子在弘揚正氣；“渾水摸魚”，說的是消極分子在破壞社會秩序。而中間分子是沉默的大多數，有利可圖，就跟著“渾水摸魚”；受到正能量的激勵，也會挺身而出。

《縣委大院》劇照

今日之中國農村，恰恰是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人們普遍還是要臉面，但臉面所依托的倫理社會卻已經支離破碎。其重要表現是，那些地方臉面的人格化象征已經很難存在，“路見不平一聲吼”往往是不合時宜的。

人們看見“熟人”在越軌，不太可能“唱黑臉”，能打110就算是有公德心了。

倫理社會無法存續，本應是法理社會來替代。但客觀的情況是，法律的實施也會遵循投入產出規律。都市是一個人口密度比較大的社會，也可以說是一個擁擠社會，隨時都可能制造矛盾。但這也給法律實施帶來了規模效應，法律力量投入的效益是比較高的。

而農村社會恰恰相反，它是一個稀疏社會，在人口空心化的背景下，日常矛盾已經大大減少，人們連吵架都吵不起來?？陀^上，普通人對法治是無感的。

《暗黑者》劇照

當前，留守村莊的基本上都是老齡人口，他們的社會化過程是在倫理社會中完成的，其對法理社會的理解是沒有質感的。因此，一旦有法律的空子可鉆，有便宜可占，倫理問題又因集體從眾而消解時，一些人就會憑本能行事。

比如，對于占有“意外”之財、外人之財這件事，受侵害者是外地人，他們很難在本地社會制造輿論，道德約束非常有限，而彼時彼地往往又是“法外之地”，一旦有人見利起意還付諸行動，人們就有可能從眾。

事實上，很多地方都出現過當地群眾哄搶高速公路翻車的物資，偷盜外來承包戶的農作物，以及以地方保護主義的名義侵害外地企業權益的現象。因此，依據少數人的越軌行為，就否定一地的大眾素質，進而開啟地域黑模式，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道義。

類似于南陽迷笛音樂節的“偷拿”事件，需要反思的不是當地群眾，而是作為活動組織者的地方政府。其組織活動當然是有技術上的漏洞的，比如，樂迷還沒有完全撤離，就對現場解除了監管；再如，完全沒有預想到短視頻平臺少數人的造謠傳謠，會引發現實問題。

迷笛官方微博10月5日發布重要公告

但是，最值得反思的可能是當地黨委政府的群眾工作。據說，這次活動有四萬多志愿者，按照南陽市一個區的人口規模，社會動員的規模不可謂不大。但是，這些志愿者是誰呢？他們可能是黨員，機關干部，各行各業的熱心人，但顯然不是那些最普通的群眾，對搖滾一無所知的農民。

非常遺憾的是，活動主場周圍村莊的普通群眾，竟然是以“看客”的心態面對這場舉全區之力辦的盛會。他們是“看客”，活動辦得再好，地方政府和志愿者再怎么覺得有意義，也都和普通群眾無關。迷笛音樂節本是群眾性活動，搖滾精神也本包括自發、自覺和自主意識，樂迷是有這些意識，但作為東道主的當地群眾，卻沒有機會，也沒有主動性去參與，出現匪夷所思的事件也就不奇怪。

志愿者本該是普通群眾的積極分子，但現實中，他們都是有體制身份，或者自視精英的人。一開始，他們就不來自于群眾，當然也不存在到群眾中去。也因此，他們也就很難在自然而然的過程中團結中間分子，抵制消極行為。

熱鬧是別人的/圖源：@迷笛

在筆者看來，“開啟民智”、“教育群眾”，類似這種說教，其實是沒多大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要讓普通群眾成為這個社會的主人。說不好聽一點，在別人家門口舉辦公共活動，卻把別人當看客，也就別怪別人不配合。我們是要講公德，講法治，但如果不能和人們的日常臉面結合起來，這些大詞就會顯得無比蒼白。

試想，如果普通村民都覺得迷笛音樂節的舉辦是自家榮光，出去都覺得臉上有光，他們會去“拿”樂迷的東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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