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指一揮間，互聯網法院跨入第五個年頭。

當“在線庭審”“24小時不打烊”等形式在傳統法院逐步普及，“要建設什么樣的互聯網法院”成為互聯網法院人苦苦思索的問題。

用五年光陰探尋，答案漸漸明晰。

(相關資料圖)

AI生成內容、付費超前點播、直播打賞……伴隨互聯網新生事物誕生，與之相關的法律、倫理、安全問題也拋向法院。司法裁判不僅決定當事人一己之利，也將對網絡空間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如何辯證看待新事物的利與弊，如何處理個體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正是司法需要回應的難題。

“摸著石頭過河”，北京互聯網法院逐步明確“以裁判樹規則，以規則促治理，以治理助發展”的裁判理念，探索出一條互聯網司法治理的首善之路。

跨鏈驗證加快案件化解

這是一組驚人的數字：

2021年，北京互聯網法院收案數達到峰值近5.6萬件，其中版權案件就有3.8萬余件，占比近7成。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京互聯網法院員額法官僅有45人。

案件量為何如此之大？曾任立案庭庭長的副院長趙長新道出個中緣由：北京作為創新熱土，聚集了一大批互聯網平臺企業，在互聯網發展中出現矛盾與糾紛不可避免。一方面，日益成熟的維權鏈條形成了大批量的圖片攝影版權類案件；另一方面，相較于傳統的線下訴訟，互聯網法院在線訴訟成本極低。當事人只需在起訴平臺用戶時，將在京互聯網平臺企業也列為被告，便可實現由北京互聯網法院負責案件管轄。此外，互聯網平臺公司出于競爭的目的，也常常展開“對壘性訴訟”，產生大量案件。

面對人和案之間的不均衡，法官們逐漸意識到，僅靠法院一家的力量，難以改變版權案件數量攀升的現狀，只有依靠多部門合力，才能真正實現矛盾糾紛源頭化解。

版權治理這塊硬骨頭必須啃下來！北京互聯網法院聯合版權管理、行政執法等部門，成立治理專班。在各方定期交流中法官發現，北京市版權保護中心已有版權數字登記平臺“版權鏈”。而早在互聯網法院成立之初，基于區塊鏈技術的電子證據開放生態平臺“天平鏈”便已上線運行，“天平鏈”不僅能夠為訴訟文件和證據提供存證服務，還能防篡改，并對經過存證的訴訟證據進行驗證，解決當事人取證難、認證難的問題。

“能否將兩鏈對接，讓數字版權登記行為產生更大的法律效力？”一個想法出現在了法官們的腦海中。

這一構想如今已經實現。北京互聯網法院將司法審查的標準提交給北京市版權保護中心，版權登記人在給作品進行登記的同時，便直接參照司法審查標準提交相關材料，數字版權證書便存儲到“版權鏈”中。如果版權人發現被侵權，要提起訴訟，只需要提供版權登記號，法院就能一鍵調取“版權鏈”存檔的涉案作品版權登記材料，對證據的真實性進行跨鏈驗證。

“在許多版權案件中，侵權行為人并不認可原告的版權來源，否認原告是權利人。‘版權鏈—天平鏈’則恰好能解決這一雙方爭議的焦點，促進案件化解。”趙長新介紹說。

在此基礎上，北京互聯網法院與北京市版權局搭建全國首個版權非訴調解平臺，聚合9家行業調解組織、84名調解專家進入平臺，促成行政調解和非訴調解。

湖北的李某發現，有家網店未經他的允許，就賣起了其擁有版權的服裝設計。糾紛進入到版權非訴調解平臺后，被告馬上就承認侵權行為。李某有些驚訝，雙方僅用了兩個小時就把調解協議敲定并履行完畢。他感嘆道：“真沒想到，我只需輸入六位數字的調解碼，就可以直接在線上視頻調解，連腳都不用邁出湖北，就把事給辦完了。”

此外，針對互聯網平臺之間出于競爭性目的開展的大量對壘性訴訟，行政+司法協同機制架起一道溝通橋梁。會同有關部門，北京互聯網法院共約談平臺企業8次，涉及企業20家。

在“e版權訴源共治體系”的推動下，2022年北京互聯網法院受理的版權案件數量降到了2.1萬余件，下降44.7%。進入法院的互聯網平臺企業互訴案件僅為278件，比上一年減少68.2%。該體系榮獲最高人民法院首屆“人民法院改革創新獎”，北京互聯網法院成為唯一一家獲獎的基層法院。

標桿判決可資線上訴訟

直播打賞、短視頻、區塊鏈、元宇宙、人工智能等互聯網新業態不斷催生全新的法律問題。對一線辦案法官來說，他們既向往經手此類案件，觸達互聯網世界最前沿的法律問題；又承受著巨大壓力，一紙判決可能會影響整個行業。法官需要進行雙重考量——用戶權益需要保護，互聯網產業的正常發展同樣不可受影響。

2020年，隨著一部電視劇的網絡熱播，“付費超前點播”的概念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用戶即使已經付費成為相關視頻網站的黃金VIP會員，也需要再次單集付費3元，才能提前觀看劇集。該模式迅速引發眾多用戶的質疑，吳某也是其中一員，并以平臺違約為由，起訴相關視頻網站平臺至北京互聯網法院。吳某的訴求中，包括要求法院確認網站格式條款無效，取消超前點播功能。

視頻平臺是否能夠單方面變更用戶協議？對此，被訴視頻網站表示，這已是行業慣例，各大視頻網站在這一問題上的做法大同小異。

為了更貼近市場地去處理這一新型案件，法官朱閣查閱了各大視頻網站的用戶協議，她發現，也有市場主體在用戶協議中注明：只有當增加用戶權益時，平臺才可以單方變更協議。

廣泛的調研之后，法官團隊得出判斷：平臺單方面修改會員協議的前提，是不能損害老會員的權益。“超前點播”最終被判對原告不發生效力，格式條款被認定部分無效。

“合同條款是對承諾的體現，過去向用戶承諾提前觀看大結局，而現在新合同中卻增設超級VIP、超前點播等內容，這種變更實際上減損了老會員的權益。”朱閣說。

2021年初，某教育類的App遭用戶起訴至北京互聯網法院。用戶羅某認為，該App要求用戶填寫“姓名”“職業”等內容才能登錄，屬于強制收集用戶畫像信息用于個性化推送，侵犯其個人信息權益。

彼時，民法典剛剛生效，其中對隱私、個人信息以及個人信息的處理等基本概念做出了界定。受理該案后，合議庭也希望借由該案，對民法典中個人信息規則的適用進行探索。

由于是新類型案件，合議庭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包括了解侵權人如何獲取手機號、發送信息、強制索取用戶畫像等個人信息使用行為，研究對各個行為是否要認定侵權以及侵權后果，是否支持精神損害賠償等。”法官顏君回憶道。

如何平衡用戶隱私和商業自由，合議庭對此反復討論。“雖然原告的損失很難量化，但他的維權成本非常高，回報又很低；反觀侵權人一方違法成本很低，卻有可能獲取高額回報。這種不平衡的狀態，很可能形成公地悲劇。所以，我們在判決時，需要考慮案件的外部效應。”顏君說。

在兩萬五千字的判決書中，法院最終認定，被告行為構成侵權，并判決涉案軟件運營者向原告羅某提供個人信息副本、刪除個人信息并停止個人信息處理行為，賠禮道歉并賠償維權支出。顏君表示，“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案件，鼓勵受害人積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促使個人信息處理者規范運營。”

為回應行業對司法的期盼，裁判者們字斟句酌，最終寫就一份份過硬的判決書。北京互聯網法院先后在“人工智能生成物案”“短視頻著作權案”“紅包頁面設計案”中，就新興權利客體是否構成作品的判定標準進行了明確，在“圖解電影案”“聽聲識劇案”“無障礙版電影案”中，界定影視作品合理使用邊界，在交友平臺算法誤判“殺豬盤”案中，認定平臺設置算法風控系統盡到合理注意義務時不構成侵權……一個個標桿判決充分彰顯了司法裁判對網絡空間的規則引領作用。

兼顧個體權益和公共利益

匿名發言既為網民帶來暢所欲言的自由，也可能引發責任感的缺失，導致惡意誹謗、虛假信息、網絡暴力、青少年網絡行為失范等問題。

天平的一端，承載著個體的表達自由；另一端，則是社會公共利益。裁判者應該如何回應？

用戶鄭某因被一家短視頻平臺封禁賬號、限制手機ID登錄，起訴短視頻平臺到法院。鄭某的賬號為何被封？平臺向其呈現的理由是其“涉嫌違反社區公約，過度關注或瀏覽未成年人相關內容的行為”。對此，鄭某有自己的解釋，他表示自己有一個熱愛跳舞的小侄女，因此他也經常觀看此類視頻。在鄭某看來，所有的視頻都來自于平臺推薦，作為用戶，他進行瀏覽、點贊操作，再正常不過。

此類案件并不鮮見。“許多賬號被封禁的用戶，都嘗試通過訴訟的途徑，尋求賬號解封。而且平臺誤封用戶賬號的情況確實時有發生，法院也最終支持了用戶的訴求。”起初，法官李文超將之視為一件再平常不過的網絡侵權糾紛。

當案件進入審理程序后，短視頻平臺出示的證據讓李文超頗感意外：鄭某的涉案賬號不僅關注和點贊了眾多以未成年少女為主題的視頻，還頻頻發布違規評論、上傳未成年少女視頻。盡管平臺提供了申訴渠道，并多次對鄭某的賬號進行處罰，要求其學習社區規則，但其違規行為仍未得到糾正。

“我們注意到，平臺的用戶協議里，對相關條款進行了加黑加粗的單獨提示，而且原告的行為也確實違反了相關條款。”李文超介紹說。

合議庭最終認定鄭某的賬號確實存在違約行為，短視頻平臺的封禁措施未超出必要限度，駁回其全部訴訟請求。

另一起案件中，原告李某是街拍中的“受虐女童”，被告魏某則是路見不平的街拍者。雖然不需要線下開庭，但法官卻特意將原被告雙方約到法院。

在法院里，女童活潑開朗，與父母親密無間。見此情景，法官心里松了一口氣，而被告也當面向年幼的原告表達歉意，家長更是對自己失控的行為表示后悔……

就在2019年的一個清晨，6歲女童李某因不愿上學而哭鬧，年輕的父母一時沖動，將其綁在樹上進行教育，此舉被路人魏某用手機拍下，并傳至網上。網上流傳的視頻中，孩子的面部清晰可見。原告方認為，魏某侵犯孩子的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而魏某則表示，其行為出發點是保護未成年人，批評孩子父母的錯誤教育行為。

“未成年人作為數字原住民，更容易受到網絡議論的傷害。”法官考慮到，經過魏某的拍攝與傳播，李某父母的管教行為被擴大傳播，可能損害孩子的人格利益和尊嚴。綜合考量各種因素，法官最終認定魏某行為不僅侵犯李某肖像權，還侵害其隱私權。“公眾對于社會上發生的不當行為均有權發表言論進行批評，但這種批評應當有一定限度。”法官在判決中提醒公眾。

此外，北京互聯網法院在“首份人格權禁令案”中，針對行為人在案件審理中持續以直播形式發表侮辱性質言論的行為，發布人格權禁令，規范網民言行；在“網絡大V轉發不實文章惡意營銷案”中，認定“大V”具有更高的注意義務……通過樹立標桿判決，北京互聯網法院強化對合法權益的保護，引導公民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同時向網暴、侵權行為亮明司法態度，捍衛網絡空間的秩序。

審理一案治理一片

“如何從個案當中提煉法律規則，發揮司法裁判社會價值風向標的作用，是我們從未停止探索的課題。”副院長趙瑞罡說。截至8月31日，北京互聯網法院受理各類案件193936件，結案182447件，逐漸確立“以裁判樹規則、以規則促治理、以治理助發展”的裁判理念，形成“了解技術、貼近行業、把握規律、融入場景”的裁判方法，建立民事、商事、知產、程序四大裁判規則庫，形成七大裁判規則體系。

在此基礎上，北京互聯網法院共計培育出典型案件156件，有7個案件被寫入最高人民法院“兩會”工作報告，18個案件被評為“十大”典型案件，3個案例入選北京法院參閱案例，充分發揮了司法裁判定標尺、明邊界、促治理的作用。

為實現“審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北京互聯網法院積極發送司法建議，針對11類涉網案件審判實踐中發現的涉及平臺監管漏洞、未成年人用網機制、網絡黑灰產業鏈、批量案件訴源治理、新技術應用等問題，北京互聯網法院向有關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行業協會發出司法建議23份，收到回函17份，回函率達74%。

司法職能不斷延伸，在廣闊天地中發揮作用。北京互聯網法院法官的身影活躍在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數字經濟促進條例等法律法規的起草、論證中；為主動對接司法需求，北京互聯網法院先后制定《為促進北京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互聯網司法服務和法治保障的意見》《關于推動“五子”聯動服務保障首都高質量發展的意見》等文件；為護航未成年人用網安全，北京互聯網法院掛牌全國首個互聯網少年法庭，出臺《關于加強未成年人網絡司法保護工作的意見》等。

未來，龐大的互聯網產業平臺經濟將持續發展，新技術、新模式將對互聯網司法治理提出全新的挑戰。北京互聯網法院院長姜穎表示，“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學習能力，了解互聯網技術要領、把握互聯網產業規律，努力平衡好技術進步、個人權益、產業發展和社會公共利益等各方關系。聯合其他部門，引導社會各界廣泛參與，不斷提升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的水平，確保數字經濟有序健康發展。”

專家觀點

為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貢獻司法智慧

時建中

自2018年9月9日掛牌成立以來，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理了全球首例“人工智能著作權案”“暗刷流量案”“圖解電影案”等一系列涉互聯網典型案件，在創造性地解決個案糾紛的同時，孵化了一系列互聯網技術賦能司法的科技創新成果，提供了一系列可資各類線上訴訟規則借鑒的智慧和方案，貢獻了一系列互聯網空間行為規則，取得了一系列互聯網司法治理成果。

建院五年來的實踐充分表明，作為“網上案件網上審理”且全程在線的法院，北京互聯網法院不僅展示了司法正義“不打烊”的決心和能力，也讓全社會全天候地感受著司法正義和司法公信力的持續提升，實現了自身的高質量發展，而且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期，為推進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體系變革、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貢獻著中國的司法智慧。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