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具備了高度的主體意識和文化自覺，可以借海外藝術資源建立本土的文化策略和藝術品牌，從而產生強大的文化影響力和輻射力。

任何引進，都是一種借力，最終是為了澆灌自己的原創土壤，培育我們自己的參天大樹。

申城再掀海外藝術大師特展熱潮，“莫奈與印象派大師展”與安藤忠雄大型回顧展“挑戰”幾乎同時啟幕。

這已經不是這兩位藝術大師以特展的方式第一次造訪上海——2014年 “印象派大師·莫奈特展” 亮相K11藝術中心，半年前“莫奈·日出印象展”登陸外灘壹號美術館;三年前上海明珠美術館也曾主辦安藤忠雄個展“引領”。此外，還有安迪·沃霍爾、草間彌生、畢加索、達利等，都曾在申城一而再、再而三地舉辦特展。這說明不少一流的海外藝術名家在上海已經擁有非常廣大且固定的觀眾群。

高端海外藝術特展造訪申城的高頻次，正構成上海藝術生態引人注目的一個方面。應當說，近年來這類展覽在上海的興起，部分滿足了市民對于海外經典藝術的欣賞需求。在此過程中，一種 “展覽文化”和看展的時尚消費在這座城市應運而生?，F在，上海市民對于藝術的認知度和接受度都越來越高。很多海外藝術機構和國際藝術組織愿意把各種形式的展覽展示活動放在上海，很大程度上正是看中了上海這種“展覽文化”的氛圍，以及上海市民愿意掏錢看展的消費意識和消費能力。

基于申城層出不窮的高端海外藝術特展為大眾觀展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我認為，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上海或許還可以借助形形色色的海外名家特展，進一步拓展市民的藝術視野和文化認知，撬動本土的原創資源與原創隊伍，激活整個社會的創新意識和創新動力，為一座城市的永續發展提供無限能量。

對此，不妨讓我們放眼全球，看看其他一些國家和城市的做法給了我們怎樣的啟示。

創立于1929年的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首任館長阿爾弗雷德·巴爾就任時就明確了辦館理念，以新的視角引導當地民眾理解并接受現代主義藝術。1934至1935年，他策劃的題為 “現代繪畫簡史”的新館開館展和“現代藝術——建館五周年紀念展”兩個重要展覽，以不同于歐洲藝術史學者的“美國視角”，勾勒出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發展脈絡，并把當時美國的現代藝術現象納入其中進行考察。阿爾弗雷德·巴爾的現代主義藝術理念、超越國家界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當代藝術現象近距離的觀照與切入，為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基礎。除了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之外，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等，都有相對明確的學術定位，他們共同構成美國在藝術領域的發展戰略，即重視美國本土的藝術建構，即便引入海外優質的藝術資源，比如收藏和展示歐洲現代主義繪畫，也以在地視角將本國藝術現象納入其中一起考察，以此建立起自己的藝術史敘事和美學標準。

而日本的做法，是通過舉辦 “大地藝術祭——越后妻有藝術三年展”和“瀨戶內國際藝術節”這種藝術鄉建的形式，讓藝術走出博物館和美術館，走向鄉村田野。兩大藝術節的創辦人北川富朗憑借自己的西方藝術策展經驗，以及對家鄉的憶象，根據需求有選擇地邀請日本本土和海外國際知名藝術家前來本地創作作品。在此過程中，他會反復地和藝術家溝通藝術節的理念和對創作愿景的建議，而藝術家也往往被其真誠的態度所感動，即便經費有限也對駐地創作極其投入。在北川和眾多藝術家的努力下，兩大藝術節誕生了一大批富于想象力和感染力的作品，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海內外旅游觀光客源源不斷地趕來參觀學習。經過多年的努力，兩大藝術節讓日漸荒蕪的耕地重啟生機，讓那些被人遺忘的土地煥發活力，還創造了許多工作機會和文化附加值，開創了藝術造鎮、生態策展和文化外交的新模式，使得藝術重塑了地方自信，并促進了鄉村的振興。

上述案例讓我們看到，一旦具備了高度的主體意識和文化自覺，是可以借海外藝術資源建立本土的文化策略和藝術品牌，從而產生強大的文化影響力和輻射力的。

如今，上海已經擁有了89家美術館，再加上大小不一的畫廊和各種各樣的商業藝術機構，每年在這座城市舉辦的藝術展覽數量眾多，活動頻繁。然而，很多優質海外藝術資源的引入，還沒有與本土藝術界建立起更深入廣泛的互動，還沒有充分做到物盡其用。比照國際同行已經取得的經驗，我們可以從已經具備了良好受眾基礎的海外大師特展入手，除了策劃一些多樣化的公共教育活動之外，積極倡導策劃一些與本土藝術界對話性質的學術活動，努力做到每次引進，都能各有側重，制造與本土當下產生積極互動的學術話題和文化視點，讓大師特展帶動與刺激本土藝術的活躍與興奮。畢竟，本土原創才是一座城市發展的根，才是源頭活水。任何引進，都是一種借力，最終是為了澆灌自己的原創土壤，培育我們自己的參天大樹。在這過程中，我們才能逐漸建立起在國際當代藝術領域的話語體系、價值觀念和文化地位。(傅軍)